因此，中小企业的融资要靠直接融资，民营、中小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都要靠建立在资本市场基础上的创业投资。
政府部门在土地招拍挂过程中，将更多地从民生角度着眼，更加客观地审核开发商资质，当下对囤地等投机行为打击不力等现象也将会有所改观。试点一年多的新疆资源税改革即将开始向全国推开。
事实上，在经历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近六成归中央，而留在地方的仅有四成左右，财权上收、事权下放一系列举措加剧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税矛盾。但这只是改革初期的阵痛而已，毕竟多数企业拥有强大的市场适应力，改革的长期绩效就是刺激加工企业向集约化纵深发展(000001,股吧)，并鼓励新型能源的开发与利用。而更为关键的是，作为地方性税种，资源税转向从价计征方式能够提高地方财政实力，有利于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水平，并弱化其土地依赖情结。但遗憾的是，在近期高通胀压力下，资源税改革因资源品价格的敏感性而颇有踌躇。据估算，按照石油天然气5%到10%的税率计，每年增加的税收可能达到600亿元，而资源税由地税部门负责征收，这意味着这部分税收增量将源源不断地流向各地财政，缓解其资金缺口难题。
但伴随着监管部门对地方债监管的收紧，以及楼市调控对上游土地市场的波及，地方财政资金流入再度受到考验。地方政府因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事务、享有相对较少的财权而普遍面临财政吃紧窘境，以至于近年来地方融资规模骤增，地方土地财政虚火旺盛，并被指为推高房价的始作俑者。目前而言，我认为美国不会步日本后尘，出现长达一、二十年的停滞局面。
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印度人想尽快赶上这个差距。去年以来，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潜流，也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。FT中文网：过去几年来，在企业社会责任（CSR）方面，中国企业最突出的一些变化是什么？克拉默：近年来，不论是中国本土企业，还是走向海外的企业，都更为重视CSR了。FT中文网：你觉得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吗？克拉默：是的，经济繁荣的持续、更高的工资也许让中国工人变得更加自信，更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主张自己的权利，改善自己的处境。
第三是清洁能源技术在中国的继续发展，中国企业努力进行科技创新，以应对严重的全球性环保挑战，从而让清洁科技产业变得更强大。但我认为竞争确实是存在的，因为两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，却拥有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，尤其表现在政府的控制力方面。
中国还处在发展早期，还需要不少时间来了解国际市场对CSR的期望。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，十二五期间的中国社会转型，也得到各方关注。一个是食品价格高涨，其部分原因是世界经济危机。FT中文网在会议间隙采访了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（BSR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伦•克拉默（Aron Cramer），请他从一个外部人的角度，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、十二五规划、中国劳资关系等问题发表观点。
FT中文网：你出生在印度，你如何评价印度的经济形势？戈皮纳特：印度经济存在很多好的方面：过去十年里享有高速的增长，政府实施了正确决策，明白它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也显然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FT中文网：根据你的观察，近年来中国企业对CSR是否更加重视了？克拉默：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一样，有一些进展，但也有改善的空间，可以让CSR更好地为企业的竞争力服务，可以让CSR的公布机制变得更透明。不过我认为与印度相比，银行业的问题在中国更严重。所以严格来讲，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，不能再继续被称为新兴市场了，因为中国已经不是新兴的（emerging）了，这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局势更具挑战性了。
第二是中国新的劳动法的实施，以及新的社保体系的构建，这在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都与CSR有关。每次我回到印度的时候，都有人问我印度vs.中国这个问题。
短期内令人担忧的是通货膨胀。劳动力过剩局面的结束也使工人有了更多空间来选择雇主，而且提高对雇主的期望值。
总体来讲，中国已经保持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，在时间上长于印度。FT中文网：中国的通胀问题也很严重，近期也不断加息，你觉得中印经济形势有多大相似性？戈皮纳特：中国的通胀形势远没有印度严重，通胀率也低得多。虽然我认为一些目标可能制订得有些超前，例如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、单位GDP碳排放量等，但总的方向很有价值。在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时，政府投入了很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银行放出了很多贷款。FT中文网：去年以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大变化是，一些地方出现劳动力短缺，还发生了一些劳资冲突乃至罢工现象，你觉得这对中国企业有何影响？克拉默：很明显，从经济角度来说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确实上升了。第三是，印度市场上存在较强的通胀预期，也助长了物价的不断上升。
克拉默主作的新书《持续卓越：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》刚刚在中国出版。最大的进展之一是，政府开始要求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，取得很大效果
面对好像怎么打也打不下去的房价，住建部说2011年计划要完成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，而且给各省市也都下了军令状，任务完成情况将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。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大胆的结论，就是我们政府说2011年要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的宏伟计划，到最后能完工100万套就算不错了。
但事实是什么呢？事实是究竟建了多少保障房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公布任何的消息。我们假设一个25岁、月收入5000块钱的小伙子，在进行相应的计算之后得出的分数排名，让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两年后能入住廉租房。
香港特区就是这样的，大家基本上清楚知道自己要多久能住上廉租房。如果深圳跟上海都只是完成十分之一的话，我相信其他地方会更差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给政府的建议是，首先要建立排队秩序，制定合理的规则，还大家一个公平。那我们看看2010年完成了多少，官方公布说是建成了20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，那么假设一户是60平方米的话，除下来的结果也就是3万套左右，和深圳一样，也是差不多完成了十分之一。
1000万套这个事情一出来，我就又好奇了，在《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》这本书中就说，我想搞清楚这1000万套保障房究竟靠不靠谱。所以说，要想有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，不仅要让老百姓搞懂排队理论，更需要让这些搞房地产的商人学会排队。
然后再根据分数的高低排队等候。同时，政府还给自己赢得了建廉租房的时间。
各位认为这可能吗？反正我是很不乐观的。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房地产 高房价 保障房 。
各位晓得这764公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吗？很搞笑的，其中590公顷为动迁房，119公顷为经济适用房，还有41公顷的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，这样算下来，只有14公顷的土地是真正用于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公租房。有件事情让人感觉特别的滑稽，就是上海竟然声称说它们80%的土地都给了保障房了，并且还给出了具体数据，说截至2010年的10月20日，上海市总共供应土地948公顷，其中764公顷是保障房。比如说，现在市政府能提供5000套房子，那就是得分在前5000名的人先入住。也就是说，基本上只有大别墅才不叫保障房。
我给各位看几个历史性数据，2009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是260万套，2010年是580万套，2011年是1000万套，我们把这三年数据加一起得出的结果是1840万套。开发商为什么囤地？因为他们在赌，跟政府赌，赌的是保障房的建设究竟能不能落实，或者能不能持续搞下去。
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，这哥们儿说的是幸运，而不是幸福。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完全错了。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既然不能让所有的老百姓同时住上房子，那就应该有个顺序，就要排队。在这种状况下，让他现在去市场上租房子，他就没有什么怨言了，因为他知道有比他更需要房子的人，大家是公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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